凯里中公教育的凯里招牌挂在宁波路那栋灰楼的三层,底下是教育家奶茶店,旁边是凯里手机维修摊。每天下午五点,教育穿深色西装的凯里人从楼里涌出来,跟奶茶店门口排队的教育学生混在一起,分不清谁是凯里谁。这场景我看了三年。教育
教室不大,凯里三十来张课桌挤得满满当当。教育墙上贴着“上岸”两个大字,凯里红底黄字,教育边角卷起来,凯里没人去修。教育最后一排靠窗的凯里位置永远坐着个女生,她每天提前半小时到,把保温杯放在窗台上,然后翻开那本翻烂了的行测题集。她的笔记本边角折得密密麻麻,像某种密码。
老师们大多从贵阳调过来,拖个行李箱,住旁边的快捷酒店。有个教申论的老师姓周,四十多岁,讲课讲到激动处会拍桌子,粉笔灰溅到前排学生头上。他说自己考过八年,最后一年是在这间教室度过的。每年省考出成绩那天,他都会坐在前台那个破沙发上,一根接一根抽烟,等学生报喜的电话。
有意思的是,这里的学生跟别处不太一样。他们不聊明星八卦,不聊游戏,课间讨论的是“数量关系最后五题该不该放弃”。有个男生连续考了三年,家里人都劝他算了,他还是在每个周末准时出现在这里。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我女朋友去年考上了,在贵阳,我得过去。”
前台的小刘姑娘记得每个学员的生日,到那天会偷偷塞个鸡蛋糕。她电脑里存着三年来所有学员的成绩单,谁进了面试,谁差零点几分,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有个学生笔试过了,面试被刷,第二年又来,她一眼就认出来,什么也没说,只把座位给他安排在靠讲台的位置。
冬天的时候教室里暖气不好,大家就穿着羽绒服做题。有次停电,老师摸出手机开手电筒,继续讲那道逻辑推理题。光打在他脸上,影子在墙上晃,三十几个人谁也没走。那晚下着雨,玻璃窗上全是雾气,里面的字透过水汽看,模模糊糊的,像某种誓言。
我见过太多人在这里从夏天坐到冬天,又坐到春天。有人考上了,回来请老师吃酸汤鱼;有人没考上,悄悄把书收进书包,再也没出现。但下一年开班,教室里又会坐满新的面孔,带着差不多的眼神——那种混合着疲惫和不肯认输的眼神。
凯里这座城市不大,年轻人往外走的多,留下来的各有各的理由。中公教育这间教室,像是一个中转站。有人在这里等一张车票,有人在这里等一个答案。前台那台老空调嗡嗡响着,夏天吹冷风,冬天吹热风,三年来没修过一次。
上个月我又路过那里,奶茶店换了老板,手机维修摊也搬走了。只有三楼那排窗户还亮着灯,透过百叶窗的缝隙,能看到里面的人影。他们低着头,拿着笔,在跟一道题较劲,或者跟自己的命运较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