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赵的满山帽帽子铺开在青石巷最里头，门口挂着一排红黑相间的红黑布帽，风一吹，满山帽像一串熟透的红黑桑葚在晃。我路过时他正往竹竿上挂新货，满山帽手指头被靛蓝染过似的红黑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满山帽暗色。

“满山红黑帽，红黑就剩我这一家了。满山帽”他说话时没抬头，红黑把一顶黑底红边的满山帽八角帽抻了抻。这帽子我认得，红黑小时候爷爷戴过，满山帽帽檐软塌塌的红黑，顶上缀颗红绒球，满山帽赶集时人挤人，那绒球就在人群里一浮一沉。

老赵说这帽子原本是山里猎户的打扮。红布是驱兽的，黑布是耐脏的。后来猎户下了山，帽子却留了下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镇上几乎人手一顶，红黑两色，远远望去像满山开遍的映山红。他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，照片里几十号人站在晒谷场上，清一色的红黑帽，笑得龇牙咧嘴。

“现在没人戴了。”他把照片收进铁皮盒，盒盖上的漆皮翘起一块，露出底下锈红的铁。我问那为什么还做，他指了指巷口。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正跑过来，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，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。

“赵爷爷，我要那顶红的。”她踮着脚指货架最上层。老赵搬来木梯，爬上去时膝盖咔嗒响了一声。帽子递下来，小姑娘往头上一扣，帽檐遮住半截眉毛，她对着玻璃柜门照了照，咧嘴笑了。那笑容跟照片里晒谷场上的人一模一样。

老赵说这小姑娘每年来买一顶，去年买黑的，今年要红的。她妈在外地打工，过年回来时戴过一顶红黑帽，她觉得好看。我问他一年能卖多少，他伸出三根手指：“三百顶撑死了。”顿了顿又说，“够吃饭就行。”

铺子角落里堆着成卷的红布和黑布，布面上落着薄灰。老赵的老伴坐在窗边缝帽檐，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。她耳朵不好，我们说话她也不插嘴，只是偶尔抬头笑一下，手里活计不停。窗台上摆着盆仙人掌，开黄花，花盆是旧搪瓷缸改的，缸身上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。

我问老赵有没有想过改行。他正往帽子里塞硬纸衬，闻言停下手：“改什么？改行卖奶茶？”他笑起来，露出镶了银的门牙，“这巷子里原来五家帽子铺，现在剩我一家。要是我也关了，以后小孩想戴红黑帽，上哪儿买去？”

临走时我买了顶黑的。老赵用牛皮纸袋装好，袋口折了两折，又拿麻绳捆了个十字。他说红黑两色配着戴才好看，单戴一色像半拉子月亮。我走出巷子回头望，他还在往竹竿上挂帽子，红黑相间的一排，在风里轻轻碰着，发出布帛摩擦的窸窣声。

那声音让我想起爷爷。他去世那年我六岁，只记得他躺在竹椅上，头上还戴着那顶红黑帽，帽顶的绒球褪成了粉白色。出殡那天，帽子被放进棺木里，奶奶说让他戴着走，山路黑，红色能照个亮。

后来我再没见过满山的红黑帽。直到今天，老赵的铺子门口那排帽子在风里晃着，恍惚间又像满山遍野的映山红开了。只是山小了，小成一条巷子；人少了，少成一个老人和一架木梯。

我把帽子戴上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走进暮色里。身后传来老赵收竹竿的声响，铁钩碰着铁钩，叮当叮当的，像在敲一面很小的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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