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17日傍晚，最近坠楼温州鹿城区一处老式居民楼下拉起了警戒线。温州我路过时，新闻看见穿制服的最近坠楼民警蹲在地上用粉笔圈画着什么，头顶六楼的温州窗子敞着，窗帘被风吹得翻卷——那是新闻坠楼者住过的屋子。
坠楼的最近坠楼是个47岁的中年男人，姓陈，温州在附近菜场卖鱼。新闻邻居说他有个上高中的最近坠楼儿子，妻子前年跟人跑了。温州那天下午他照常出摊，新闻收摊后喝了半斤白酒，最近坠楼然后爬上自家六楼的温州窗台。没人听见他喊叫，新闻楼下五金店老板只听到“砰”一声闷响，像谁扔了袋湿水泥。
这事在本地论坛上发酵很快。有人翻出他欠了三个月房租的旧闻，有人猜测是赌债，还有人言之凿凿说看见他儿子跟他吵过架。但真正让我堵心的，是第二天清晨的菜场——他的鱼摊空了，隔壁摊主老周默默把摊位移过来半米，把死去的鱼低价处理掉。没人专门提起老陈，可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像掉了一颗牙的牙床，所有人舔着那个缺口，又都假装没事。
我不认识老陈，但我认得那种活法。凌晨三点去批发市场进货，跟人为了三毛钱争得面红耳赤，收摊后蹲在路边吃十块钱的快餐。温州这种城市多的是这样的人，他们像潮汐一样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，又像泡沫一样消失得无声无息。老陈的悲剧不在于他跳了楼，而在于他活着的每一天，都像在给跳楼做漫长的准备——那些无人问津的孤独、被生活反复碾压的尊严、以及连儿子都懒得跟他多说一句话的日常。
警察后来在窗口找到他的手机，屏幕还停在微信聊天界面。他给儿子发了条消息，只有三个字：“饭在锅。”消息是下午四点发的，儿子晚上九点才回复：“知道了。”那时候老陈已经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了。
这则新闻很快被别的热点盖过去。但每次我路过那栋楼，总会抬头看看六楼那扇窗。现在窗帘已经被拆掉了，窗洞黑洞洞的，像一只永远闭不上的眼。我想起老周收摊时跟我说的话：“他那天早上还跟我聊，说儿子模拟考进步了，想周末带他去吃海底捞。”老周顿了顿，把鱼鳞刮进垃圾桶，“谁知道呢，人这一辈子，有时候就是缺一个能说话的人。”
楼下的警戒线早撤了，但地上那圈粉笔印被雨水冲淡了轮廓。每天依然有电动车从那里碾过，有老太太拎着菜篮子经过，偶尔有小孩好奇地指着地面问妈妈那是什么。妈妈们总是拉着孩子快步走开，嘴里说着“别问”。
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老陈的死。说他不负责任？可他连死前都记得给儿子留饭。说他可怜？这世上谁不可怜。我只知道，那个空鱼摊第三天就有了新摊主，卖的是冷冻虾仁。新来的年轻人嗓门很大，吆喝起来整条街都听得见。老陈的痕迹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这个世界上消失——就像他从没在六楼住过，从没在凌晨的批发市场跟人讨价还价过，从没在那个傍晚，给一个不爱回他消息的儿子，留过一锅慢慢凉掉的饭。